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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故事| 被周恩来评价为“最可信赖”的“红色老板

发布时间: 2022-05-25 09:31:54 已阅读:

(来源:风正巴渝微信号)

从重庆解放碑一路向北,沿着民生路步行10余分钟,一栋深灰色的三层楼房映入眼帘,这里便是《新华日报》营业部旧址。

《新华日报》营业部旧址

80多年前,一位面容清瘦、常年身着半旧长衫马褂的“老板”,曾在这里艰苦奋斗、惨淡经营,想方设法为党筹措经费,为建立、巩固和发展好《新华日报》这个党的宣传阵地,倾注了全部心血,为党的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。这位被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为“老板”的人,就是《新华日报》创办人之一、时任报社总经理熊瑾玎。

熊瑾玎(1886—1973)

熊瑾玎,188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中医世家,青年时期便兼作经商和教育。20岁那年,他进入徐特立等人创办的进步学校学习。在那里,他在进步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潮影响下,加入新民学会,并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。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,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,一些党员纷纷退党甚至叛变投敌。在革命处于最低潮时,熊瑾玎在武汉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成为了一名信念坚定的革命者。

1928年春,由于敌人的破坏,我党在武汉的工作很难展开,熊瑾玎便撤离武汉来到了上海。因为富有理财经验,稳健可靠且善于交友,熊瑾玎被认为是从事秘密工作的合适人选,组织上便让他留在上海担任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,以承担筹集和管理经费的主要职责;同时,还要求熊瑾玎在沪上找个合适的地方,筹建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秘密机关。

上海黄浦区云南路447号“福兴商号”旧址

接到任务后,熊瑾玎以商人老板的身份四处寻觅、精心选址,最终找到了一幢极不起眼的二层楼房。这幢楼房的楼下是一个小医院,每天都有人去看病,可以做一层掩护。他就在此挂上“福兴商号”的招牌,经营起了纱布生意,楼上则通过伪装布置成了中央政治局的秘密办公、会议机关。由于熊瑾玎的谨慎细心和严密周到,连他的儿子都不了解“福兴商号”的秘密,可见他在保守党的秘密上做得有多么严格。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的上海,这个党中央的秘密机关持续了三年之久都未曾被敌人发觉。

除了帮助党组织做好秘密联络工作,熊瑾玎还积极发挥自己优秀的理财本领,先后开了数家酒店和商店,一方面分散了组织见面地点的风险,一方面筹集了资金,解决了党的活动经费,帮助很多需要保释的同志提供资金支持。因为他擅于经商、待人友善,经常慷慨解囊帮助身边生活困难的同志朋友,故“熊老板”在当时沪上的商人圈子中有着很大的威望。

工作中的《新华日报》社长潘梓年(中)、总经理熊瑾玎(左)、总编辑吴克坚(右)

1938年1月,我党的第一份全国性政治机关报《新华日报》在武汉创刊,熊瑾玎受周恩来的委派出任报社总经理,再次当起了“老板”,开始以另一种方式为党和人民服务。同年10月下旬,武汉沦陷在即,抗战形势愈发严峻,报社总馆被迫迁往重庆。作为报社的经营负责人,熊瑾玎先后解决了报社在渝的选址、纸张供应和经费问题,并通过广交朋友、扩大统一战线,争取到了重庆许多商户的秘密支持和广告业务。在他的精心指导下,报社广告科的工作人员利用国民党中央同地方势力、官僚资本同民族资本之间的矛盾,首先从四川地方工商业打开局面,争取到许多公司、银行、商号的广告业务,报社的经济收入也日益增多。

《新华日报》及其页内广告

熊瑾玎在为报社广辟财源的同时,经常提醒身边同事要树立勤俭节约的观念,要求大家注意精打细算、节约开支。《新华日报》在熊瑾玎以身作则的带动示范下,逐渐形成了崇廉尚俭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:报社里使用的信封是大家用旧纸糊的,稿纸、信纸、办公用纸都是挑选出来的破损纸张印制的,工作手册等是用裁割下来的边角余料装订的,学习用的本子是用一些写过或印过的纸翻过来订成的。为了杜绝浪费,熊瑾玎甚至还对财务制度规定得十分严格,每项开支他都认真审批,处处注意节约。

同时,熊瑾玎十分关心职工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。为了使报馆的女同志能够安心工作,他在房舍十分紧张的条件下,仍然腾出几间房子办起了托儿所;为了让职工能够买到便宜的日用品,尽可能减少外出以免遭特务暗算,他在报社内办起了消费合作社。抗战时期缺医少药,在他的努力争取下,报社还设立了医务室,力所能及地保障职工们的健康。熊瑾玎时时替职工着想、处处为同事考虑的作风,在老新华人中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。

此外,熊瑾玎还为《新华日报》的印刷、出版和发行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。他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和科学管理方法,提高印刷质量,扩大发行数量,实现了南方局和周恩来提出的“编得好、印得清、出得早、销得多”的任务要求。在如此艰苦的革命斗争时期,在熊瑾玎和同事们的努力下,《新华日报》不仅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各种手段的扼杀,还为党组织筹措了大量经费。一些老新华人对其评价很高:“在当年的报馆里,可以缺少任何一个人,就独是不能没有熊瑾玎同志。”

熊瑾玎与妻子朱端绶、小女儿熊耕牛

多年来,虽然熊瑾玎经手的钱财数不胜数,但他的家中却是异常的清贫简朴。在渝期间的某个冬夜,他刚出生不久的三女儿因肺炎突发高烧、全身抽筋。夫妇俩急忙抱起女儿冒雨赶到医院,恳请医生马上进行救治,对方提出需要10块大洋才能接诊。在常人看来,夫妇俩一个是总经理,一个是会计科长,拿出10块大洋给女儿治病根本就是小事一桩。可那些钱都是党的经费呀,公家的钱哪怕是一分钱也不能随便动!夫妇俩苦苦哀求,医生依然丝毫不肯让步。当时这对“老板”夫妇身上的全部家当也不过两块大洋,无奈之下,他俩只能抱着孩子另寻医院,却因错过最佳治疗时间,女儿不幸离世。

全国解放后,因为过去为党筹款结交的朋友特别多,熊瑾玎遇到过不少人找上门来提出要求或请求帮忙。他热情地接待来客,同时又坚持原则,凡属工作问题,他总是让组织上按照实际情况解决,对经济上的困难则尽量由自己掏出有限的工资来帮助友人。

1959年,邓颖超与熊瑾玎夫妇

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,熊瑾玎不畏艰难困苦,长期为党筹资理财却一尘不染,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、不遗余力却两袖清风。就是这样一个手握大量资金的“老板”,始终恪守党的纪律,坚持政治原则,绝不乱用党的一分钱,充分展现了一名共产党人严守纪律、清正廉洁的优秀品质,凸显了周恩来赞誉他的那句评价——“出生入死,贡献甚大,最可信赖”!